从公爵夫人豆瓣看古典爱情故事与现代观念的碰撞 (公爵夫人豆瓣影评)

引言：古典爱情故事的魅力

《公爵夫人》是一部改编自真实历史人物的电影，其背景设定在18世纪的法国，讲述了一位贵族女性的爱情故事。影片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丰富的历史背景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爱情观。观看这部影片的当代观众，往往会在古典爱情故事中感受到现代观念的撞击与碰撞，形成了独特的观影体验。

古典爱情与权力的斗争

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公爵夫人安娜，作为一个出身优越的女性，她的人生看似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却充满了无奈。她的婚姻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而非纯粹的爱情。时代的背景下，女性的价值和地位大多依附于男性，安娜更是处在权力与爱情的夹缝中，无法自主选择。影片通过她的挣扎，展示了古典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在与公爵的婚姻中，安娜似乎遮掩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她的心灵始终向往着真正的爱情。而这一点，正是古典爱情故事中的常见主题：权力的侵蚀如何削弱了个体的情感与选择。这种对比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悲哀，仿佛安娜的命运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一代女性的共同命运。

现代观念的冲突

尽管影片展示了古典爱情故事的华丽外表，但现代观众观看时总会带着自身的价值观。现代社会提倡个人主义和追求爱情的自由，观众难免会对安娜的处境产生强烈的同情和愤怒。人们在看这部影片时，忍不住思考：如果是现代的女性，她们会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安娜在影片中多次试图挣脱命运的枷锁，她渴望寻求真正的爱情，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观念所推崇的。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与伴侣，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观念与安娜的无奈形成了鲜明对比，观众在感叹时空差异的同时，也反思了自身对于爱的定义与追求。

爱情的多重面向

影片并没有简单地将爱情描绘成美好的存在，而是展现了爱情的多重面向。安娜与公爵的感情，虽有表面的繁华与优雅，却充满了权力、控制与操纵。与此同时，安娜与其他男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则揭示了爱情中的渴望与挣扎。影片让观众明白，在古典背景下，爱情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复杂的权力游戏与利害关系的体现。

这种对比引发了观众对爱情本质的深思：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常常强调爱情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却忘记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权力不平衡与情感操控。正如安娜所经历的，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现代的我们是否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困扰？

影片的艺术表现与文化反思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影片通过精美的服装设计、优雅的场景布置以及细致的情感刻画，完美再现了18世纪的贵族生活。这些细节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也让观众在视觉上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沉浸感。这种华丽的表象下，隐藏的却是对人性、爱情与权力关系的冷酷剖析。

影片借助历史背景，不仅引发对过去的思考，还激发了对现世的反省。古典爱情故事在现代观念的碰撞下，成为了一种文化反思的载体。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情感、权力与选择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坚持自己的情感需求与价值观。

结语：跨越时空的爱与反思

《公爵夫人》不仅是一部关于古典爱情的电影，更是对当代观众情感与价值观的一次深刻拷问。在这种古典与现代的交错中，观众被迫面对那些看似永恒却又不断变化的情感真理。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深思，我们不仅能够加深对爱情的理解，更能在历史的镜子中，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

最终，古典爱情故事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过往的悲剧，更启发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思考，如何在情感与自由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勇敢追求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小故事

伽利略是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革命的先驱。

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

为了证实和传播N.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献出了毕生精力。

由此，他晚年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

他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纯属思辨的传统的自然观，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

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的工作，为I.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凡事不但喜欢多想一想，还要去试一试。

他在比萨母校任数学教授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照宣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而是大力提倡观察和实验。

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1590年，25岁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经典理论：如果把两件东西从空中扔下，必定是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提出了怀疑。

伽利略认为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他们从高空落下时，都同时落地。

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奉为金科玉律，自然没有人相信伽利略的话，于是伽利略决心搞一次实验，让人们亲眼看看。

这天，年轻的伽利略宣布要在比萨斜塔上进行一次试验，一些教授大为不满，便一起到校长面前告状。

校长听了也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让他当众出出丑，也好杀杀他的傲气。

当伽利略左手拿一个铁球，右手拿要重十倍的另一个铁球爬上斜塔七层的阳台时，塔下已是人头攒动，比萨大学的校长、教授、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看热闹的市民。

就在这时，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伽利略会是对的。

伽利略将身子从阳台上探出，当他两手同时撒开时，只见两只球从空中落下，齐头并进，眨眼之间，咣当一声，同时落地。

塔下的人，一下子都懵了。

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嗡嗡地嚷作一团。

这时，伽利略从塔上走下来。

校长和几个老教授立即将他围住说：你一定是施了什么魔术，让两个球同时落地，亚里士多德是绝对不会错的。

伽利略说：不信，我还可以上去重做一遍，这回你们可要注重看着。

校长说：不必做了，亚里士多德是*道理服人的。

重东西当然比轻东西落得快。

这是公认的道理。

就算你的实验是真的，但它不符合道理，也是不能承认的。

伽利略说：好吧，既然你们不相信事实，一定要讲道理，我也可以来讲一讲。

就算重物下落比轻物快吧，我现在把两个球绑在一起，从空中扔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道理，你们说说看，它落下时比重球快呢还是比重球慢？ 校长不屑一答地说道：当然比重球要快！因为它是重球加轻球，自然更重了。

这时一个老教授忙将校长的衣袖扯了一下，挤上前来说：当然比重球要慢。

它是重球加轻球，轻球接拉它，所以下落速度应是两球的平均值，介乎重球和轻球之间。

伽利略不慌不忙地说道：可是世上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啊，按照他的理论，怎么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呢？ 校长和教授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会儿才突然醒悟到，他们本是一起来对付伽利略的，怎么能在伽利略面前互相对立起来呢？校长的脸一下红到脖根，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这是强辩，放肆！这时围观的学生轰地一声大笑起来。

伽利略还是不动火，慢条斯理地说：看来还是亚里士多德错了！物体从空中自由落下时不管轻重，都是同时落地。

听了伽利略的这几句话，校长和那些教授再想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于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这样轻易地被这个初生牛犊推翻了。

生平和学术生涯 早年活动 伽利略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父亲芬琴齐奥·伽利莱精通音乐理论和声学，著有《音乐对话》一书。

1574年全家迁往佛罗伦萨。

伽利略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音乐、诗歌、绘画以及机械兴趣极浓；也像他父亲一样，不迷信权威。

17岁时遵从父命进比萨大学学医，可是对医学他感到枯燥无味，而在课外听世交、著名学者O.里奇讲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静力学，感到浓厚兴趣。

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教堂里注意到一盏悬灯的摆动，随后用线悬铜球作模拟(单摆)实验，确证了微小摆动的等时性以及摆长对周期的影响，由此创制出脉搏计用来测量短时间间隔。

1585年因家贫退学，担任家庭教师，但仍奋力自学。

1586年，他发明了浮力天平，并写出论文《小天平》。

1587年他带着关于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到罗马大学学求见著名数学家和历法家C.克拉维乌斯教授，大受称赞和鼓励。

克拉维乌斯回赠他罗马大学教授P.瓦拉的逻辑学讲义与自然哲学讲义，这对于他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1588年他在佛罗伦萨研究院做了关于A.但丁《神曲》中炼狱图形构想的学术演讲，其文学与数学才华大受人们赞扬。

次年发表了关于几种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其中包括若干静力学新定理。

由于有这些成就，当年比萨大学便聘请他任教，讲授几何学与天文学。

第二年他发现了摆线。

当时比萨大学教材均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所撰，书中充斥着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条。

伽利略经常发表辛辣的反对意见,由此受到校内该学派的歧视和排挤。

1591年其父病逝，家庭负担加重，他便决定离开比萨。

帕多瓦时期 1592年伽利略转到帕多瓦大学任教。

帕多瓦属于威尼斯公国，远离罗马，不受教廷直接控制，学术思想比较自由。

在此良好气氛中，他经常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与具有各种思想观点的同事论辩。

此时他一面吸取前辈如N.F.塔尔塔利亚、G.B.贝内代蒂、F.科门迪诺等人的数学与力学研究成果，一面经常考察工厂、作坊、矿井和各项军用民用工程，广泛结交各行业的技术员工，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从中吸取生产技术知识和各种新经验，并得到启发。

在此时期，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落体运动、抛射体运动、静力学、水力学以及一些土木建筑和军事建筑等；发现了惯性原理，研制了温度计和望远镜。

1597年，他收到J.开普勒赠阅的《神秘的宇宙》一书，开始相信日心说，承认地球有公转和自转两种运动。

但这时他对柏拉图的圆运动最自然最完善的思想印象太深，以致对开普勒的行星椭圆轨道理论不感兴趣。

1604年天空出现超新星，亮光持续18个月之久。

他便趁机在威尼斯作几次科普演讲，宣传哥白尼学说。

由于讲得精采动听，听众逐次增多，最后达千余人。

1609年7月,盛传一荷兰眼镜工人发明了供人玩赏的望远镜。

他未见到实物，思考竟日后，用风琴管和凸凹透镜各一片制成一具望远镜,倍率为3,后又提高到9。

他邀请威尼斯参议员到塔楼顶层用望远镜观看远景，观者无不惊喜万分。

参议院随后决定他为帕多瓦大学的终身教授。

1610年初，他又将望远镜放大率提高到33，用来观察日月星辰，新发现甚多，如月球表面高低不平，月球与其他行星所发的光都是太阳的反射光,水星有4颗卫星，银河原是无数发光体的总汇，土星有多变的椭圆外形等等，开辟了天文学的新天地。

是年3月,出版了他的《星空信使》一书，震撼全欧。

随后又发现金星盈亏与大小变化，这对日心说是一强有力的支持。

伽利略日后回顾在帕多瓦的18年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开展、精神最舒畅的时期。

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生中学术成就最多的时期。

托斯卡纳时期 20年来伽利略在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激起了他学术上的更大企求。

为了取得充裕时间致力于科学研究，1610年春，他辞去大学教职，接受托斯卡纳公国大公聘请，担任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闲职与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的荣誉职位。

为了使科学免受教会干预，伽利略曾多次去罗马活动。

1611年他第二次去罗马，目的在于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

他在罗马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和若干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院接纳为院士。

当时耶稣会的神父们承认他的观测事实，只是不同意他的解释。

这年5月,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

同年，他观察到太阳黑子及其运动，对比黑子的运动规律和圆运动的投影原理，论证了太阳黑子是在太阳表面上;他还发现了太阳有自转。

1613年他发表了3篇讨论太阳黑子问题的通信稿。

另外,1612年他又出版了《水中浮体对话集》一书。

1615年，一诡诈的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与伽利略敌对的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控告他违反基督教义。

他闻讯后，于是年冬第三次去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誉，企求教廷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廷默认了前一要求，但拒绝了后者。

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他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

1624年，他第四次去罗马，希望故友新任教皇乌尔邦八世能够同情并理解他的意愿，以维护新兴科学的生机。

他先后谒见6次,力图说明日心说可以与基督教教义相协调，说“圣经是教人如何进天国，而不是教人知道天体是如何运转的”;并且试图以此说服一些大主教,但毫无效果。

乌尔邦八世坚持“1616年禁令”不变；只允许他写一部同时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书，但对两种学说的态度不得有所偏倚，而且都要写成数学假设性的。

在这辛勤奔波的一年里，他研制成了一台显微镜，“可将苍蝇放大成母鸡一般。

” 此后6年间,他撰写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1630年他第5次到罗马,取得了此书的“出版许可证”。

此书终于在1632年出版了。

此书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为哥白尼体系辩护，并多处对教皇和主教隐含嘲讽，远远超出了仅以数学假设进行讨论的范围。

全书笔调诙谐，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列为文学名著。

教廷的迫害和晚年生活 《对话》出版后6个月,罗马教廷便勒令停止出售，认为作者公然违背“1616年禁令”，问题严重，亟待审查。

原来有人在教皇乌尔邦八世面前挑拨说伽利略在《对话》中，借头脑简单、思想守旧的辛普利邱之口以教皇惯用辞句，发表了一些可笑的错误言论，使他大为震怒。

曾支持他当上教皇的集团激烈地主张要严惩伽利略，而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认为如纵容伽利略会对各国国内的异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提出联合警告。

在这些内外压力和挑拨下，教皇便不顾旧交，于这年秋发出了伽利略到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指令。

年近七旬而又体弱多病的伽利略被迫在寒冬季节抱病前往罗马，在严刑威胁下被审讯了三次，根本不容申辩。

几经折磨，终于在 1633年6月22日在圣玛丽亚修女院的大厅上由10名枢机主教联席宣判，主要罪名是违背“1616年禁令”和圣经教义。

伽利略被迫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在教廷已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字。

主审官宣布：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对话》必须焚绝，并且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其他著作。

此判决书立即通报整个天主教世界，凡是设有大学的城市均须聚众宣读，借此以一儆百。

伽利略既是勤奋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深信科学家的任务是探索自然规律，而教会的职能是管理人们的灵魂，不应互相侵犯。

所以他受审之前不想逃脱，受审之时也不公开反抗，而是始终服从教廷的处置。

他认为教廷在神学范围之外行使权力极不明智，但只能私下有所不满。

显然，G.布鲁诺的被处火刑和T.康帕内拉的被长期打入死牢，这两位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的遭遇，给他精神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

宗教裁判所的判决随后又改为在家软禁，指定由他的学生和故友A.皮柯罗米尼大主教在锡耶纳的私宅中看管他，规定禁止会客，每天书写材料均需上缴等。

在皮柯罗米尼的精心护理和鼓励下,伽利略重行振作起来,接受皮柯罗米尼的建议继续研究无争议的物理学问题。

于是他仍用《对话》中的三个对话人物，以对话体裁，和较朴素的文笔，将他最成熟的科学思想和科研成果撰写成《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

两门新科学是指材料力学（见弹性力学）和动力学。

这部书稿1636年就已完成,由于教会禁止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他只好托一位威尼斯友人秘密携出国境，1638年在荷兰莱顿出版。

伽利略在皮柯罗米尼家中刚过了5个月,便有人写匿名信向教廷控告皮柯罗米尼厚待伽利略。

教廷乃勒令伽利略于当年12月迁往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切特里他自已的故居，由他的大女儿维姬尼亚照料，禁例依旧。

她对父亲照料妥贴，但4个月后竟先于父亲病故。

伽利略多次要求外出治病，均未获准。

1637年双目失明。

次年才获准住在其子家中。

在这期间探望他的除托斯卡纳大公外，还有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J.弥尔顿和法国科学家、哲学家P.伽桑迪。

他的学生和老友B.卡斯泰里还和他讨论过利用木卫星计算地面经度的问题。

这时教廷对他的限制和监视已明显放松了。

1639年夏，伽利略获准接受聪慧好学的18岁青年V.维维亚尼为他的最后一名学生，并可在他身边照料，这位青年使他非常满意。

1641年10月卡斯泰里又介绍自己的学生和过去的秘书E.托里拆利前往陪伴。

他们和这位双目失明的老科学家共同讨论如何应用摆的等时性设计机械钟，还讨论过碰撞理论、月球的天平动、大气压下矿井水柱高度等问题，因此，直到临终前他仍在从事科学研究。

伽利略于1642年1月8日病逝，葬仪草率简陋，直到下一世纪，遗骨才迁到家乡的大教堂。

学 术 成 就 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 在伽利略的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物理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没有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当时，哲学家们束缚在神学和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框框里，他们苦思巧辩，得不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规律。

伽利略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思想挑战，不是先臆测事物发生的原因，而是先观察自然现象，由此发现自然规律。

他摒弃神学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地服从简单规律的整体，要了解大自然，就必须进行系统的实验定量观测，找出它的精确的数量关系。

基于这样的新的科学思想，伽利略倡导了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他在科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源泉，也是他对近代科学的最重要贡献。

用数学方法研究物理问题，原非伽利略首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阿基米德,14世纪的牛津学派和巴黎学派以及15、16世纪的意大利学术界，在这方面都有一定成就，但他们并未将实验方法放在首位，因而在思想上未能有所突破。

伽利略重视实验的思想可见于1615年他写给克利斯廷娜公爵夫人的一封信上的话：“我要请求这些聪明细心的神父们认真考虑一下臆测性的原理和由实验证实了的原理二者之间的区别。

要知道，做实验工作的教授们的主张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 伽利略的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分三个步骤：①先提取出从现象中获得的直观认识的主要部分，用最简单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以建立量的概念；②再由此式用数学方法导出另一易于实验证实的数量关系；③然后通过实验证实这种数量关系。

由此可见，伽利略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个科学假设是否正确,而不是盲目地收集资料,归纳事实。

物理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 惯性原理和力与加速度的新概念 推动重物时需要的力大，而推动轻物时需要的力小，是人们的直觉经验。

亚里士多德据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一切物体均有保持静止或所谓寻找其“天然去处”的本性，认为“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并用比例定律把动力与速度联系起来。

伽利略则得出新的概念，他观察到一个沿着光滑斜面向上滑动的物体，因斜面的斜角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减速，斜角越小，减速越小。

如在无阻力的水平面上滑动，则应保持原速度永远滑动。

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运动的物体，假如有了某种速度以后，只要没有增加或减小速度的外部原因，便会始终保持这种速度——这个条件只有在水平的平面上才有可能,因为在斜面的情况下,朝下的斜面提供了加速的起因，而朝上的斜面提供了减速的起因；由此可知，只有在水平面上运动才是不变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第三天，问题9,假设23注）。

这样,伽利略便第一次提出了惯性概念,并第一次把外力和“引起加速或减速的外部原因”即运动的改变联系起来。

与前述的匀加速运动实验结合在一起，伽利略提出了惯性和加速度这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在重力作用下物体作匀加速运动的全新的运动规律，为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种新的惯性概念，推翻了1000多年以来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物体运动*精灵或外界迂回空气推动的说法，也澄清了中世纪含糊的“冲力”说。

这是人类长期以来研究机械运动的理论成果，并且得到了当时地动说支持者们的拥护。

伽利略虽然没有明确地写出惯性原理，可是表明了这是属于物体的本性的客观规律,在研究其他物理问题时,他熟练地运用了它。

然而他未能摆脱柏拉图关于行星作圆运动的观点，相信“圆惯性”的存在，因此未能将惯性运动概念推广到一切物体运动上。

完整的惯性原理是在伽利略逝世后两年由R.笛卡儿表述的。

伽利略把物体速度的大小和方向的改变或加速度的产生归诸力的作用，这是对力的性质的客观认识，也是牛顿第二定律的雏形。

惯性原理的发现破除了力是运动原因的旧概念，而认为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高度评价伽利略对第一、第二两运动定律所作的开创性工作（见牛顿运动定律）。

运动独立性原理和运动的合成、分解定律 在弹道的研究中，伽利略发现水平与垂直两方向的运动各具有独立性，互不干涉，但通过平行四边形法则又可合成实际的运动径迹。

他从垂直于地面的匀加速运动和水平方向的匀速运动，完整地解释了弹道的抛物线性质，这是运动的合成研究的重大收获，并具有实用意义。

惯性参照系概念 伽利略用物理学原理为哥白尼地动学说进行辩解时，应用运动独立性原理通俗地说明了石子从桅杆顶上掉落到桅杆脚下而不向船尾偏移的道路。

他又进一步以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船舱中物体运动规律不变的著名论述，第一次提出惯性参照系的概念。

这一原理被A.爱因斯坦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是狭义相对论的先导。

单摆周期性质的发现 伽利略由观察到教堂悬灯的摆动对摆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单摆的周期与摆长的平方根成正比，而与振幅大小和摆锤重量无关。

这个规律的发现为此后的振动理论和机械计时器件的设计方案建立了基础。

光速有限及其测量 前人对于光速是否有限从来没有明确的认识。

伽利略观察了闪电现象，认为光速是有限的，并设计了测量光速的掩灯方案。

但限于当时的实验条件，用这种测量方法实际测到的主要只是实验者的反应和人手的动作时间,而不是光的行进时间。

然而,如果有了明暗变化有规律的光源或高速机械控制的器件代替人手动作，是可以测量到真正的光速的，后来木卫星食法、转动齿轮法、转镜法、克尔盒法、变频闪光法等光速测量方法都借鉴于掩灯方案。

几种基本物理实验仪器的研制 伽利略不但亲自设计和展示过许多实验，而且亲自研制出不少实验仪器。

他的工艺知识丰富，制作技术精湛，他所创制的许多实验仪器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很有影响，下面举出几项： 浮力天平 这是利用浮力原理快速测定金银器皿首饰中金银含量比例的直读仪器。

这种仪器当时已用于金银首饰器皿的交易中。

温度计 伽利略首创的温度计是一种开放式的液体温度计，玻璃管内盛有着色的水和酒精，液面与大气相通(见彩图伽利略的温度计)。

这实际上是温度计与大气压力计的混合体，这是由于当时他对大气压力的变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尽管如此，其学术价值仍很大，温度从此成为客观的物理量，不再是不确定的主观感觉。

望远镜 伽利略制成的望远镜，可以观察到物体的正像。

经过改进后,其倍率由3逐步增大到33；不但指向星空，还可应用于船舰要塞，取得空前丰硕的发现成果。

这种望远镜结构简单，而其倍率和分辨本领受球差和色差的限制较大。

彻底推翻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 欧洲中世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自然观，是经过神学改装了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它成为封建神权统治者统制民众思想的工具。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和地上万物都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所组成，都是丑陋、不洁、不完美的，有变化和有生灭的。

火和气组成向上流动的轻物，水和土组成向下掉落的重物。

而天体则是由“以太”所组成的纯洁、完美、永恒的物体。

又因为“上帝厌恶真空”，所以真空不可能存在。

然而伽利略从望远镜发现月亮表面有山峰和洼地，高低不平，并不是完美无缺，金星也有盈亏变化；太阳表面还有活动不已的黑子；肉眼就能直接看到超新星的爆发及其渐渐暗淡和消失。

这些都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天尊地卑，天体和地上物质的性质悬殊的思想。

伽利略通过流体静力学对浮体的研究，得知所有物体都是重物，没有绝对的轻物。

天体和地球以及地上万物在物质结构上是统一的。

真空也可能存在和产生，而且只有在真空中才能研究物体运动的真正性质。

这就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凭借主观臆测的物质观，从而也根本动摇了封建神权的思想统治。

科学革命的先驱 伽利略在人类思想解放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争取不受权势和旧传统压制的学术自由，为近代科学的生长，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向全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因此，他是科学革命的先驱，也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之父”。

虽然他晚年终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他开创新科学的意志并未动摇。

他的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和成果，永远为后代所景仰。

1979年，梵蒂冈教皇J.保罗二世代表罗马教廷为伽利略公开平反昭雪,认为教廷在300多年前迫害他是严重的错误。

这表明教廷最终承认了伽利略的主张——宗教不应该干预科学。

艺术中的情与爱艺术家与模特儿目录

艺术的世界充满了深深的情感与炽热的爱情，艺术家们通过画布和雕塑，将模特儿的魅力定格在永恒的瞬间。

首先，名妓弗丽内成为波提切利《尼多斯的维纳斯》的灵感，展示了艺术家对美的独特追求。

阿贝列斯因一幅画像赢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宠爱，艺术的力量超越了世俗的界限。

菲利波修士和修女卢克雷齐娅的动人故事，也融入了画家的画笔之中。

达·芬奇的三幅女性肖像，每幅都映照出模特儿的高贵气质，她们是艺术家眼中的女神。

米开朗基罗和米莱各以心爱之人作为模特，创作出深情的肖像。

模特儿情人的吻曾让乔尔乔内付出生命的代价，爱情与艺术交织得如此深沉。

拉斐尔的情侣与他的《西斯廷圣母》相互映衬，展现出神圣与人间情感的交融。

受气丈夫萨尔托的画笔，让妻子成为圣母的侍从，情感与创作的碰撞引人深思。

提香的四位模特儿，美丽非凡，她们的身影在画布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鲁本斯的爱妻肖像和委拉斯凯兹的西班牙第一幅裸体画，见证了艺术家对亲密关系的艺术呈现。

伦勃朗晚年的亨德丽克耶，布歇的蓬巴杜夫人，哥雅的公爵夫人，各自诉说着不同的爱情故事。

拿破仑的妹妹和卡诺瓦的雕塑，以及热拉尔笔下的莱卡米埃夫人，揭示了模特儿在艺术中的多重身份。

安格尔的《泉》背后，隐藏着无尽的猜测和探寻。

库尔贝的平民女子，罗塞蒂的妓女模特儿，都成为艺术中的真实与虚构。

马奈的《奥林匹亚》挑战了传统观念，惠斯勒的《白衣姑娘》乔安娜则为模特儿赋予了新的生命。

罗丹与卡米耶·克洛代尔的爱情悲剧，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

雷诺阿的保姆模特儿，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发现，展示了艺术家对异域风情的热爱。

从毕加索的多变风格到莫迪利亚尼与让娜·埃比泰内的深情，爱情与艺术在这些大师的笔下交织，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

艺术中的情与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深度和复杂。

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给现代女性的启示的论文

安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十分丰满动人的美丽女性。

她外表美丽高贵，举止得体优雅，内心单纯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扣人心弦的经历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

自从安娜这个形象诞生之后，对她的评论莫衷一是，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

事实上，对于安娜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不应该脱离她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

安娜所处的年代，正是沙俄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上。

安娜被历来的学者分析的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妖妇。

总之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

本人将从安娜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性谈起她的形象，并且从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以此来透视人物形象背后的托尔斯泰的女性观1.1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

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

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在上流社会中。

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

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

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

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1.2.1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

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

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

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

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

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

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

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

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

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

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

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

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

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

“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

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

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

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

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

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

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

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

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

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

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

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

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

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

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

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

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

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

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

“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

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

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

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

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

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

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

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

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

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

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

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

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

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

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

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

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

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

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

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

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

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

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

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

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

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

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

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

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

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

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

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

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

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

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

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

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

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

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

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

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

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

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

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

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

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

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

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

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

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

“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

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

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

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

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

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

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

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

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

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

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

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

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

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

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

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

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

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

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

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

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

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

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

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

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

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

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

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

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

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

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

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

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

“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

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

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

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

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

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

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

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

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

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

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

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

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

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

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

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

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

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

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

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

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

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

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

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

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

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

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

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

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

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

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