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东京审判影评》：一场关于战争、正义与人性的深刻反思之旅 (东京审判百科)

引言：历史的回响

《东京审判》是一部以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为背景的电影。影片透过一系列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正义的追求以及人性的复杂。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更是一场关于战争、正义与人性的深刻反思之旅。在重温这部影片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以及对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的警示意义。

战争的残酷：历史的伤痛

影片开篇以战争的惨烈场面引入，让观众感受到二战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日本在战争中侵略他国，制造了大量的战犯行为，给无数生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电影通过法庭审判的视角，探讨了战争对人性和道德的侵蚀。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不仅看到了历史的真实，也体验到了战争对人类灵魂的摧残。

影片中的法庭审判不仅仅是对个别战犯的惩罚，更是对整个战争机器的控诉。审判过程中，各国代表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折射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与政治的博弈。正是在这段历史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以及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正义的追寻：法庭背后的挣扎

影片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对正义的追寻。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激烈争论，辩论的焦点不仅仅是战犯的罪行，更在于“正义”本身的定义。在不同文化、国家背景下，正义的标准各不相同，这也使得审判过程更加复杂。影片通过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细致描绘，探讨了他们在寻求正义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内心挣扎。

尤其是影片中的一些角色，他们的背景和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正义的看法。正义并非绝对，因而不同的人物在面对同样的事件时，可能会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多样性使得影片在表现战争后的审判时，更加立体和真实，也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何为正义。

人性的复杂：角色的多元性

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动机，他们并不是单一的“好”或“坏”角色。正是这种人性的多元性，使得整部影片充满了戏剧性和深度。法庭上，日方战犯的辩护不仅是对自己行为的辩解，也是对历史的再审视。这种对人性的挖掘，使得即使是在审判恶人之际，也能看到他们的脆弱与绝望。

例如，有些角色在战争中被迫参与了侵略行为，而在法庭上，他们则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辩解，甚至希望能得到同情。影片没有简单地将这些角色标记为“罪犯”，而是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人性思考。这种人物描绘使得观众在面对正义与悔恨时，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和思考。

结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镜子

《东京审判》不仅是一部历史电影，更是一面反映人性与道义的镜子。通过对战争的沉重描绘，正义的追寻，以及人性的复杂分析，影片唤起了观众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当今社会，面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与冲突，观众更应该从这部影片中汲取警示，思考如何在历史的阴影中前行。

重温《东京审判》，我们不仅是在回顾一段历史，更是在探讨如何在未来的道路上追求真理与正义。历史的教训不可忘却，而正义的追求，永远都不应该停下脚步。这部影片将继续在时间的长河中，引导我们反思与前行。

如何评价电影东京审判?

电影《东京审判》与《我的1919》在讲述中国外交官在海外参与会议的故事上相比较，展现了不同的视角和叙事风格。

《东京审判》中，梅汝璈与《我的1919》中的顾维钧同样面临着作为二战/一战战胜国参会却遭受歧视的境遇，他们的个人抉择对国家形象与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比较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东京审判》的独特之处。

从故事类型的角度来看，电影《我的1919》更注重以人物为中心，以情感和情绪的丰富性推动剧情发展，而电影《东京审判》则更侧重于事件本身，关注时代风云与历史的书写。

《东京审判》的主人公不仅是历史自身，也包括“东京审判”这一重大事件，这种叙事方式使得电影更侧重于历史剧的路线。

《东京审判》试图传达“弱国无外交”的深刻教训，通过梅汝璈角色的奋斗和据理力争，展现了在国际法庭上争取正义的过程。

随着审判的推进，人性的复杂性在剧中得到充分展现，特别是在面对那些至死还在狡辩、试图否认罪行的罪犯时，观众的愤怒和正义感被激发，梅汝璈则承担起了为正义发声的重任。

电影还试图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展示日本法西斯战争给无辜日本人民带来的伤痛与伤痕。

电影的结尾，梅汝璈那句“我只能说，我尽力了”，不仅赋予了角色悲情英雄的气息，也反映了电影编导对尽力而为的态度。

尽管电影在真实历史面前显得有些直白和肤浅，并且在剧情中加入了一些突兀的、与主题关联不大的爱情戏，但这并不影响《东京审判》作为一个努力讲述历史故事的电影作品。

总的来说，电影《东京审判》在讲述历史故事、展现人性复杂性以及传递正义与人道主义精神方面做出了努力，尽管在叙事技巧和情感表达上可能有所欠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尽力了”的目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理解正义与公平的视角。

谁能对《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发表一些影评？

《东京审判》这部电影，从艺术与历史的交织中，展现了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记录片。

影片通过艺术化的方式重现历史，其基调严肃，语言激昂，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法庭世界。

在众多演员中，刘松仁的表演最为出色，他所扮演的梅汝璈，在开场争夺审判席座次的戏份中，让人动容。

英达饰演的检察官倪征燠在反诘戏中演绎到位又不失个性，曾江扮演的检察官向哲浚虽无太多亮眼之处，但也中规中矩。

外国演员如Daniel Albert Ziskie扮演庭长卫勃，John Henry Cox扮演首席检察官季南，以及扮演日本战犯的演员，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溥仪和“假和尚”的角色略显夸张，而“假和尚”是法庭戏里唯一一个虚构的人物。

影片的主要内容大多可以从2003年发现的梅汝璈日记中找到。

这部日记让观众对审判及幕后有了最直观、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戏剧冲突更具震撼力。

辅线是中国记者肖南和田芳子的爱情，以及战争给一个普通日本家庭带来的悲剧。

大牌演员如朱孝天、林熙蕾、曾志伟等，都集中在这一线，但个人觉得，这三人加起来还不如谢君豪扮演的那个日本偏执狂出彩。

《东京审判》本应是一部经典的影片，但由于剪辑问题，最后让观众感到有些窝火。

影片中大量采用了黑幕淡出淡入的切换手法，以求突显超长审理过程中的精华瞬间。

然而，一些剪辑并不必要，尤其是同一个场景中的黑幕切换。

切换太多，在心理上让人不爽，有时剧情正在关键时中断，跳到下一个场景，让人遗憾。

例如溥仪的作证，我们最终看到的只是开头和结尾，法庭辩论的精彩之处未被充分展示。

据说高群书最初剪辑的版本长达近4小时，但由于观影习惯和电影院排片等问题，最终剪辑到了1个多小时。

英达透露，他大段大段的英文对白被删得只剩下三分之一。

太可惜了。

《东京审判》的时长虽被大幅缩减，关键还是在于院线和导演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希望高群书能发行加长版的DVD，重作剪辑，以便对这个片子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尽管有些许遗憾，但《东京审判》仍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影片。

只要观众关心悲壮的近代史、民族的命运、遭受过的苦难、作古的冤魂、不屈挺立的精神、日本右翼的挑衅、国家和人民的荣耀与尊严等，就能从影片中获得共鸣。

影片中最温馨的一段是片中几个中日角色在酒馆里合唱日文歌，然而这种平和最终被仇恨打破。

战争带来的痛苦，首先由普通民众承受。

仔细想想，《东京审判》还是拍给中国人自己看的。

尽管高导力图还原历史、记录真实，但日本从不反省历史，所以我们并不能指望日本有多少人来看这部电影，更不能指望日本右翼就此幡然醒悟。

看完主旋律的《东京审判》，观众们最想做的是什么？——奋发图强。

这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一部电影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部好电影。

而历史将继续书写，上帝和时光将对人类的所作所为给出最公平的审判。

求助！《东京审判》影片 观后感. 谢谢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

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

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

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

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

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

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

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

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

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

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

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

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

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

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

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

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

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

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

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

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

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

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

”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

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

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

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

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

他不无担忧。

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

毕竟，梅汝璈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

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

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

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

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

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

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

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

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

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

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

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

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

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

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

”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

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

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

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

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大家不禁愕然。

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

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20分钟。

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

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

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

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

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

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

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

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

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

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建议你再看几遍。